第49章 感觉跟着什么走(2/3)

也许，时代已经大变，我们在足以敷用的宣传品和娱乐品之外已不再需要文学，至少不再需要旧式的经典标尺。比如说我们的视野里正在不断升起墙和大厦，而“自然”不过是一书本上的概念，不再是我们可以呼和朝夕与共的家园。我们无法觉日常生活中似乎不再重要的东西，也不必对这些东西负有觉的义务。更一步说，在某现代思的词之，我们“觉残疾”的状态也许正是新人类的标准形象。人类中心的世界观，正鼓励人们弱化对自然的珍重和敬畏，充其量只把自然当作一开发和征服的目标。功利至上的人生观，正鼓励人们削减对弱者的关注和亲近，充其量只把弱者当作一教训和怜悯的对象。而直线步和普遍主义的文明史观，正制人们对一切社会新表示臣服拜，把“时尚”与“个”两个概念悄悄嫁接和兑换，让人们在一个又一个的裹挟之，在程程追赶“步”和“更步”的忙碌不堪中，对生活中诸多异类和另类的个别反倒视而不见。这就是说，文学跟着觉走，觉却没有信由缰畅行天的独立和自由，在更常见的况，它只是在意识形态的隐形河床里定向淌。大而言之，它被一有关“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所引领，在自由化资本制与集权型官僚制的协同推动，一我们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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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抹甘油以冒充泪，可以闹文字癫痫以冒充千愁百怨，但我们没法掩盖在很多方面的觉歉收甚至绝收——除了颓废业务还算人气旺盛。颓废在这里不是贬义词。颓废可以成为大泻伪善的猛药，是人多变的真实底线。但文学如果离开了对自然、弱者、个的觉，就不能不失重和失血，连颓废也会多几分夸饰叫卖的心机，成为一些寄生者扎钱的假面。

最后，关于个的觉也开始在好些作品中稀释。如果说，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在八十年代曾是勇敢的个，那么在今天已成为诸多娱乐化作品中“贫嘴雷锋”们的共同形象，已经朝野兼容蔚为时尚，就像摇、麻将、时装、容、电等等，一转成为追随而不是守个的标志。卡拉ok取代了语录歌，国标舞取代了“忠字舞”，弃学海成了新一知青乡，你不参与其中简直就是自绝于时代。市场制确实提供了个竞的自由空间，但在另一方面，一切向钱看的利专制又截堵了个生成的很多方向，全球经济一化对地域、民族、宗教等诸多界限的迅速铲除，也毁灭了个生成的某些传统资源，与法西斯主义和革命造神运动的文化扫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更有隐形特和“自由”的合法。于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守个倒是一件更难而不是更易的事了，获得觉也是一件更难而不是更易的事了。昆德拉曾宣称，是最能展现个的禁域。但恰恰是最早在文学作品里千篇一律起来：每三五行就来一句痞话，每三五页就上一次床，而且每次都是用“白白的”、“圆圆的”一类话以表心曲——这就是有些人自作惊讶的“隐私”？《上海文学》最近一篇评论还发现：恰恰是有些“个人化写作”号的作品，不仅文风、节、人上彼此相似，连开和结尾都惊人地雷同，这到底是更个人化还是更公共化？

满优秀事迹，像革命样板戏里那党委书记，就是频遭隐私窥探，在起哄声中大量收人们恋恋不舍的嫉恨。而曾经被两个多世纪以来作家们牵挂、敬重并从中发现生命之的贫贱者，似乎已经淡文学，即便场也只能充当不光彩的降级生，需要向救世的某一投资商叩谢主恩。在这个时候，当有些作家在中国大地上持寻访最底层的人和文明的时候，竟然有时髦的批评家们斥之为“民粹主义”，斥之为“回避现实”、“拒绝世俗”。这里的逻辑显然是：人民既然不应该被神化那就应该删除。黑压压的底层生命已经被这些批评家理所当然排除在“现实”和“世俗”之外，只有那些朱门应酬、大腕谋略、名车迎送以及由这些图景暗示的社会等级制，才是他们心目中一个民主和人主义时代的堂皇全景。他们连好莱坞那矫平民主义也不擅摆设。他们不知大多数成功者的不凡价值，恰好是因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造福于人类多数，而不是他们幸为社会“丛林规则”的竞胜者，可以独尊于历史聚光灯，垄断文学对生命和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