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米兰昆德拉之轻(2/4)

今天，不论是中国还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正是生在对昨天的反思之中，包括一切温和的和忿激的、理智的和绪的、刻的和肤浅的批判。

昆德拉也在写政治，用烈的现实政治使小说与一般读者亲近。但如果以为昆德拉也只是一位“伤痕”作家，只是大冒虚火地发作政治绪，揭侵者和专制者的罪恶，那当然误解了他的创作——事实上，西方有反苏癖的某些评家也是乐于并于作这误解的。对于他来说，伤痕并不是特别重要，侵事件也只是个虚淡的背景。在背景中凸现来的是人，是对人中一切隐秘的无剖示和审断。在他那里，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同样晃动灰发浪用的指威胁听众，国参议员和布拉格检阅台上的共产党官员同样媚俗的微笑，欧上明星军柬埔寨与效忠苏联侵当局的制游行同样是闹剧一场。昆德拉怀疑的目光对东西方人世百态一一扫描，于是，他让萨宾娜冲着德国反共青年们愤怒地喊：“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反对媚俗（kitsch）！”

他的笔从平易的现实和理，从孤奇诡的茫然。也许这茫然过于尼采化了一些。作为小说的主题之一，既然尼采的“永劫回归（eterurn或译：永远回）”为不可能，那么民族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都只有一次，是永远不会成为图画的草图，是永远不会成为演的初排。我们没有被赋予第二次，第三次生命来比

他移居法国以后的小说，多数是以法文译本首先面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国文字。显然，如果这二十多国文字中不包括中文，那么对于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值得遗憾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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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他方》（一九七三年），《送会》（一九七六年），《笑忘录》（一九七六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九八四年），等等。

困难在于，媚俗是敌手也是我们自己。昆德拉同样借萨宾娜的思索表达了他的看法，只要有公众存在，只要留心公众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我们承认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分，很少有人能逃脱。

这样，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学，由捷克走向了人类，由现时走向了永恒，面对着一个超政治观念超时空而又无法最终消灭的敌人，面对着像玫瑰一样开放的癌细胞，像百合一样升起的桶。这沉重的抗击在有所着落的同时就无所着落，变成了不能承受之轻。

一九六八年八月，前苏联领导人所指挥的坦克，在“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号，以“主权有限论”为理由，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攻占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党政领导人。这一事件像后来发生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事件一样，一直遭到世人严厉谴责。不仅仅是民族主权遭到践踏，当人民的鲜血凝固在革命的枪尖，整个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就不能不蒙上一层密的影。告密、逮捕、大批判、制游行、农村大集中、知识分放劳动等等，现在昆德拉小说中的画面，都能令中国人慨万千地回想起过往了的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