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从创作论到思想方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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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们的经验,常有差别。各人各说,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文学天地极其丰富广阔,作者有思想、气质、素养、兴趣等方面的差别,作品有体裁、题材、风格、手法等方面的差别。不同的作者进行不同的实践,当然会有侧重点不同的体会。而我们面对前人的经验,当然不应把它们视为一成不变的规律,机械搬用,句句照办。应讲究灵活变通,讲究革新发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有感于此,我才有了《文学创作中的“二律背反”》一文。文章是编辑部约写的。他们的原意是要我谈谈自己的创作。我的作品又差又少,不好谈,于是冒昧地谈及其他。文章中有不少创作谈式的语言:“较高的”,“较多的”,“读者的口味”等等。这些概念未经精确定义,在缺乏语义默契的朋友之间,容易导致误会。

比方,我说到理论素养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之后,又指出另一种现象:“作者的理论框框多了,倒常常造成思想束缚,造成概念化和图解——这是多年来很多作者的教训。”钱念孙在《上海文学》今年第二期发表的文章中引述上文时,把后一句漏掉了,然后努力证明理论修养与概念化图解没有必然联系。这没有错。但谁说过有这种“必然联系”呢?“常常”不是“必定”,“很多作者”不是“所有作者”。

又比方,我谈到作者可多读理论之后,又指出不必苛求一切“文学家都成为理论家”,都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这并非不要基本而必要的理论基础。针对此,钱念孙努力证明创作不能离开“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这也大致不错。但是谁说过作者可以根本脱离一定的思想理论呢?我也没有。

我借用“二律背反”这个词,用背反的形式把问题提出来,尖锐鲜明地揭示其中的矛盾,以方便讨论。这与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不大相干。我还说过:笼统说二律“两可”,这种说法“太灵活,太玄奥”,“无益于青年”。又说,背反就是矛盾,而矛盾的经验可以“统一起来”,“像人的两条腿,把人导出玄学迷宫”。不难看出,我不赞成把矛盾双方绝对地割裂并孤立起来,而承认矛盾也不等于把对立绝对化。很多人都曾经用背反的形式来提出问题。恩格斯说,人的思维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正题),同时又是有限的(反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真老虎(正题),又是纸老虎(反题)。这些特定意义下的说法,正体现了辩证的睿智。钱念孙对这种表述手法也许不太习惯,他说:“承认正题,必然就要否定反题;而承认反题,则必然要否定正题。这个道理,就和我们不能同时说一张纸是白的,又说它不是白的一样。”其实,辩证法正是认为白中有不白,不白中有白。这种讨论中辩证认识的抽象表述,和实际生活中常规判断,是两回事。钱念孙的原则只是小学生的真理。

钱念孙态度基本上认真,谈风格多样性与一致性的统一,有几段较为充实入理。他重视矛盾的统一性,引述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指出两种规定“各自的片面性”,指出矛盾双方并非截然对立,互不相容,这也很好。我愿顺着他的思路再作点补充:尽管人们可以把矛盾双方抽象出来考察,但在具体事物那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即所谓“孤阳不生,孤阴不成”(王夫之语)。如作品风格的多样性和一致性,两者关系确是如此。不过,事物两重性,在具体表现中可能显示出主次,有侧重。有些作家的多样性是呈“显性”,一致性呈“隐性”,表现为风格多变的作家;而有些作家以一致性为“显性”,多样性为“隐性”,表现为风格稳定的作家——但隐性并不是绝对地隐而不显,更不是不存在。人们的认识通常只捕其大概,当然会得出些有片面性的正题或反题。还须指出的是:在一定条件下,显性与隐性可能互相转换,就像人的两条腿,有时左腿在前,有时右腿在前。两条腿缺一不可,由此才有创作的长征。

以上,也许能解除一些误会,消除一些语义阻隔。当然,钱念孙与我的争论并不全是误会的产物,在有些问题上我们是确实有分歧的。

我曾谈到,绝对真理只包含在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之中,而相对真理总有局限性,不能离开一定的范围和层次,一定的条件和前提。钱念孙对此未加评说。但是,他觉得正反题都有“片面性”,当我提到它们都具有一定真理性时,他就感到“出人意料”。按照他的逻辑,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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