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性而上的迷失(2/5)

这当然是有东方特的一现代神话，最容易在清教国家或后清教国家获得信徒们的喝彩。相反，在解放洪过去的地方，x级影院里通常破旧而肮脏，只有寥落几个满虱和酒气的浪汉昏昏瞌睡，不再被公众视为可以获得人生启迪的圣殿。解放并没有降低都市男女的孤独指数和苦闷指数，并没有缓解“文明病”。作为最早的解放先锋，舞蹈家邓肯女士后来也生活极其恶化，胖臃，经常酗酒，胡吵闹，不大像一个幸福的退休教母。及时行乐一旦失度，还可能稀释快乐的质量，毁灭家的安全，面临冷漠、厌倦、弱、早衰、毒、艾滋病、变态、无家可归之类可能的苦果。如果有人去红灯区宣言，说只要敢脱就获取了天堂场券，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苦恼，而达到人生幸福至境，这神经病肯定半个元也赚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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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歌的面孔。

他们中的一些人通常不喜读书这一类累人的活，瞟一瞟电视翻翻序跋当然也足够开侃。所以他们的宣言总是繁复而混，尤其不适宜有些呆人来逐字逐句较真。比如他们好谈弗洛伊德，从他的“里比多”满足原理中来汲取自己偷的勇气，他们不知或不愿意知，正是这个弗洛伊德调压抑才能产生心理能量的升华，才得以创造科学和艺术，使人类脱离原始和质的状态。他们也好谈罗兰·特、德里达以及后现代主义，用“延异”、“解构”、“颠覆”等等字来威慑听众，大力标榜自己的自然状态。他们不知或不愿意知，罗兰·特们的文化分析正是从“自然原态”刀，其理论基就是揭示“自然原态”的欺骗和虚妄，拒绝这一统治人类太久的神话。一切都是文本，人的一切都难逃文化浸染。他们正是从这一开始与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人主义割席，开始了天才的叛逆。用他们来伸张“自然原态”或“人之本”，哪儿跟哪儿？

有些人从不注意弗洛伊德和罗兰·特的差别，不注意尼采和萨特的差别，不注意孔和庄

纵论在实际生活那里，通常是求术的演习，到时候与自述不幸、喟叹人生、格言，请吃请喝、看手相、跪、迫等等手法合用，也有像征服大战时的劝降书。若碰上恶心的纠缠者，他们东张西望决不会说得这么滔滔不绝。他们求难而拒易，习惯于珍视自己的望而漠视他人的望，满脑都是事，因此较为偏好纵说。就像一些初商界的小，只算收不算支，怎么算都是赚大钱，不大准备破产时的说辞和安之。

理论、观念、概念一类，一到实际生活中总是为利所用。尤其在最虚无又最实用的现代，在我们这些凡夫俗中间，理论通常只是某利格局的现，标示理论者在这个格局中的方位和行动态势。一般来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利格局中都是者又都是弱者——只是相对于不同的方面而言。因此每一个人都万法皆备于我，都是潜在的理论全息，从原则上说，是可以接受任何理论的，是需要任何理论的。用这一而不用那一，基本上取决于利的牵引。但这决不妨碍对付格局中的其他方面的时候，或者在整个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及时呈现完全不同的理论面目。比如一个大街上的革新派，完全可能是家里的保守派；一个级面前的集权派，完全可能是上级面前的民主派。

自由是一风险投资。社会对婚姻问题的开明，提供了改正错误的自由也提供了增加错误的自由。解放者从今往后必须孤立无援地对付自己的，一切后果自己承担，没法向礼教或社会当局赖账。我们可以为勇敢破禁呼。但勇敢就是勇敢，勇敢不是包赚不赔的特别权。国的一九六八并不是幸运保险单的号码。倒是破禁者们揣着自己有限的苯乙胺，面对着前后两茫茫的自由，是不是要倒一冷气？

这个女的理智论和反理智论兼备，只是据况随时各派其用。你能说她是“理智派”还是“派”？同样，如果她心的丈夫另有新，要抛弃她了，她可能大谈婚姻的神圣；时隔不久如果是她瞄上了人家的丈夫，婚姻的荒谬肯定就会脱而。你能说她是卫士还是第三者党？

这形难免使人沮丧：你能打起神来与这些堂而皇之的理论较个真吗？

三

对理论常常不能太认真。一个女找到了一个她的意中人，如果受到对方婉言拒绝，就可能断言对方在压抑自己：你怎么活得这么虚伪呢？你太理智了，你不觉得理智是最可恶的东西，是最压抑人的东西？世事无常，生命苦短，人生能有几时醉？……

这个女开导完了，门碰到一个使她极其恶心的男人，如果被对方纠缠不休，就可能说另外一些理论：你怎么这样不克制自己呢？怎么这样缺乏理智呢？你只能让我恶心，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