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文革为何结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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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疏离型”，表现为对“文革”的抵抗。当时没有直接受到过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对“文革”隔日和怀疑日增，是因为“文革”妨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望。这些人一般没有烈政治意识和直接政治行为，但对“文革”形成了更为广泛而大的价值离心力。七十年代中期现了青年们“革命还俗”后的“自学”、“艺术”乃至“家”——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车也被市民们烈寻购。湖南著名的“幸福团”由一些弟组成，寻作乐，放浪不羁，听爵士乐，谊舞，打架斗殴甚至调戏女。作家王朔在《光灿烂的日》里描写的一伙军弟，也接近这个人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状态。这证明即使在当时执政营垒的，禁教条也被打破，世俗兴趣逐步回，加速了“文革”的动摇和解。

正因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文革”中没有民主，至少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从中央“战略署”的前提行，而且即使是异端思也往往带有红的话语胎记。这些说法不无理。不过历史从来不是发生在无菌箱里，民主从来没有标准范本。俄国叶卡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一笔勾销历史，并没有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古希腊的民主制与隶制两位一，从来都不乏劣迹和伤痛，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实也是这样，“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号之的一题多作和一名多实，作为某些书生最难看懂的历史常态，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这后一方面，反叛神和平等目标既然有了合法，就固化成一全社会的心理大势，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车，脱极权轨并非没有可能。回顾当时众多异端人士，我们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光，也不能因为他们有一个红胎记，就判定他们与民主无缘。

主义”的党倡导者，显然与他们的蒙难经历有关。

三是“继承型”，即表现为对“文革”中某些积极因素的借助、变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从总上说，有革命理想和极权制两导向互为杂和逐步消的特征，两者一直形成在的张和频繁的震，使解放与禁锢都有异常的峰表现。一九六六年，泽东在主要政敌失势之后仍然发起运动，是“权力斗争”说难以解释的。他倡导“继续革命”和“造反有理”，“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随后两年里甚至使大分国民享受了度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全国串联，基层自治，虽然其最终目标至今让人疑惑不解和争议不休，但民主的激化程度足以让西方人士望尘莫及。他后来政策退失据，反复无常，越来越陷极权弊端的困锁，但就全社会而言，反叛神和平等目标的合法还是得到了暧昧的延续，如大字报等手段获得法律保护，“反”神得到政策鼓励。这一极为矛盾的状态和过程，给结束“文革”留了活。回着《国际歌》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以及后来被取缔的“民主墙”，不过是历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变。

“文革”结束多年以后，市场化程中冒很多群事件。工人们或农民们举泽东的画像，大唱革命时代的歌曲，抗议有些地方的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怀念着以前那领导与群众

从这一看，“文革”不同于一般的极权化整肃，比如一九六八年全国大被叫停以后，异端思仍在全国范围继续活跃与涨，与五十年代末期“反右”以后的万齐喑大有区别。同是从这一看，对“文革”的反对，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并不是对bbc或者voa的照搬，亦无中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撑，而是一植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特产。遇罗克、李一哲、杨曦光（杨小凯）、张志扬等知名异端人的经历证明，他们既有“逆反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负面的经验资源；又有“继承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正面的思想资源——在他们的各文本中，红卫兵或造反派的份背景隐约可见，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遗传明显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