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文革为何结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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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社会主流似乎已有共识。有人为此会提到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还有人会提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并上溯俄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是非功过。更多的人可能不会这样麻烦和耐心,干脆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或“全民发疯”,一句话就打发掉。

我们暂不评说这些结论,但不妨换上另一个问题:“文革”为何结束?

既然反思了“产生”,就不能回避“结束”。既然产生是有原因的,那么结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断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以武力除之——这就是当今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逻辑。但通常被视为暴政的“文革”看来在这一逻辑之外。因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结束于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国政府结束于外国军队的占领。粉碎“四人帮”基本上未放一枪,整个过程还算和平。标志着彻底结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依托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两次会议中完成了实权转移,过渡可谓平稳。这就是说,结束“文革”是行动成本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机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权力斗争”和“全民发疯”,那么权争疯狂为何偏偏在这一刻停止?如果说“专制主义”或“斯大林主义”,那么这些东西为何在这一刻失灵?它们是被什么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转折都有赖于社会大势的缘聚则生和水到渠成。个人作用在历史进程中诚然重要,但对于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来说,其相对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哪怕像毛泽东逝世这种结束“文革”的重要契机,如果离开了全局各方深刻的挤压、博弈以及演化,那么很可能只意味着改朝换代的偶然,而非制度变革的必然。不仅如此,政治路线在历史进程中诚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关基础条件的配置,有时甚至离不开一项生产技术的悄悄革新。比如说,如果没有七十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统布局建设,没有以红旗渠为代表的全国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没有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良种研发和推广,纵有后来意义重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恐怕也难有足够的农产品剩余,那么肉票、布票、粮票的相继取消,还有后来城镇人口的剧增和市场经济的骤兴,恐怕都难以想象——这一类大事不容忽略。

但这里只说及思想政治层面的两点:

新思潮的诞生

一九七六年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显现出“文革”大势已去。在此之前,一九七三年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民主,一九七四年张天民等人就电影《创业》问题“告御状”,矛头直指文化专制,此类体制内外不同的抗争早已多见。从近些年来一些最新披露的资料来看,当时全国各地都活跃着众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见多多文),在上海(见宋永毅文)、湖北(见王绍光文)、河南(见朱学勤文)、四川(见徐有渔文)、贵州(见钱理群文)等地,则有各种地下“读书小组”从事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陈益南先生著《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动而翔实的亲历性见证,记录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终清醒。这些都显示出,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广阔而深厚的民间思想解放运动,有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组成了地火运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会公正等等为价值核心,其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现为对“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极权体制和政治狂热之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类冤假错案屡屡发生,人权灾难层出不穷,迫使很多人进入了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反思。包括共产党内不少高层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项政治运动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习惯于服从权力的指挥棒,只是因自己后来身受其害,有了切肤之痛和铭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问号涌上心头。胡耀邦后来成为“民主”的党内倡导者,周扬后来成为“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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