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货殖有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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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对经济事务并不鄙夷,亦非无知。公元前“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司马迁语),其繁荣程度大概不在希腊和罗马之下。白圭、计然、朱公一类大实业家名声远播,连孔子门徒子贡也是生意高手,商队有“结驷连骑”之盛,足与各国王侯“分庭抗礼”,其事迹载于《史记》。墨子对于生产,管子对于流通,都留下丰富知识,可算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即“货殖”之学。只是这种经济学不那么唯物质主义和唯技术主义,更不像现代某些经济学家夸耀的那样“不讲道德”。所谓倡“本”富、容“末”富、斥“奸”富,就是古人的经济道德纲领。又有“齐民”一说:“齐”者,均也,同也,共同富裕也,是为经济道德目标。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一部农业技术书冠以“齐民”,便是承前人货殖之道,坚持以民为本的实业方向。

笔者对文学以外话题一直慎言。然货殖既为齐民之术,与万民相涉,凡民皆有建言资格,于是才有如下不吐不快的两则感想。

关于数据

一个全国著名的经济模范村,注册常住人口一千余,年人均利润数十万,全村居民住进了统建小洋楼,享受公费医疗、公费就读等福利。这当然是骄人的成绩。但深入了解一下便知,这些利润的创造者远不止常住居民,另有一万多外地民工在这里打工,只由于没有当地户籍,不进入当地人口统计,也就未纳入人均利润核算,于是他们创造的利润全部转移到当地户籍的一千多人名下。“人均”利润就是这样拉高的:至少拉高了十倍。

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大概都不会同意这样的统计,否则外地打工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将被完全抹杀。当然,在正常情况下,打工者拿到了工资即劳务费,比无业者要强。但常识又告诉我们,摊入成本的劳务费并不意味利润分配。也就是说,在上述案例里,一万多人创造了利润,却由一千多人来享受利润,包括享受利润带来的高福利——可能的权力腐败尚不考虑在内。这种分配的依据,当然是上述那种至少虚增了十倍的人均利润统计,是把外来打工者统统删除以后的所谓经济奇迹。

中国人口众多,造成了劳动力价格低廉,以至从八十年代末期到现在,公务员、教师、记者、军警等从业者的工资一般增长了一、二十倍,但底层打工者月薪仍在三百元到五百元之间徘徊,几乎一直无增长。如果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有什么奥秘的话,那么这种劳动力价格的冻结性低廉,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成本低廉,就是诸多原因中极为重要的一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参与利润分配的庞大打工群体,更多承担了繁荣之下的牺牲,并且在一种十分可疑的经济统计之下,其牺牲被合理化了,自然化了,隐形化了。这种统计不仅掩盖了一个模范村的真相,同样也大大折扣了农民工对都市经济繁荣的贡献,大大折扣了中、西部外出务工群体对东南沿海经济繁荣的贡献——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让人目眩的“人均”高产值和高利润,无不包含这些群体的心血——只是他们通常被排除在有关统计的人口分母之外。结果,这些地区的增长与外来打工者似乎没关系,与广大欠发达地区持久性的劳力低价输出似乎没关系。相反,有些人会耸耸肩,把那些地方的困难看作落后者们“懒惰”、“蒙昧”的自食其果。比方说谁都会知道深圳对贵州的“支援”,但谁会知道在这种支援之前有贵州对深圳的输血?

数据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扭曲现实。即使是一些真实数据,受制于统计方法的预设,受制于导控者的理论定向和制度定向,就会成为有选择的数据,甚至是造成假相的数据。如果我们打破所谓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身份界限,如果我们把农民工纳入有关企业或地区的经济统计,各种“人均”数据必发生巨大变化。这会使某些企业或地区的“政绩”合理缩水,但可恢复经济运行的本来面目,帮助人们对经济获得更可靠的知识,获得更道德的眼光,即一种关切大局和关注弱者的眼光。可惜的是,很多理论家常常夸耀经济学的“客观性”、“科学性”、“价值中立性”,却不知他们的私利和偏见总是在这些数据里隐藏。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对西方经济的描述之中。所谓评选世界五百强可算另一例。这种大吹大擂的评选只是关注利润、产值、生产率、资产规模等指标,其统计方法从来没有设置过“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一类指标。于是,世界企业“五百强”不一定是“五百优”或者“五百善”——为了争“强”,公司裁减员工增加失业可能会被持股者欢呼,公司制造污染破坏环境可能会被总统和议员庇护,公司内部严重的分配不公可能会被社会舆论忽略。这一切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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