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台北
总督府外
罗沙.圣地亚哥看着路旁，行人路上内陷的槽沟里填满灰烬，零星插着几支烧过的木棍，像是战前民间信仰里会用的「香炉」一样。
一阵风吹过，灰烬被轻轻的扬起一层，木棍乾巴巴的白色外皮也掉落到下风处不远的灰中。
化学燃烧弹的臭味仍在鼻腔里残留。她分不清这是义仲留下的，还是她在战时的记忆做成的幻觉。
视线离开花槽，她在圣地亚哥大道走上几步，视线内塞满了人。
今天的总督府门外有一场示威。这几天都有示威。
与义仲的大战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前。战果是惨胜，太惨了。
台北市的机能近乎全毁，化学燃料的火用了半日才扑灭，市内西北部一带的地面层成了平地，松山机场也被义仲的尸首堵住，无法进行货物来往。
作为对应，联邦中央的灾后援助物资改从远离台北市的桃园机场入境。总督府和政府机关也强制徵用了机场附近的地方办公。
所幸电网用的是无线供电，通讯网用的都是卫星，让地面发生的事影响不了。建材和粮食只要入境了就有办法安排运输。
罗沙眼前的景像虽是满目疮痍，但是市民还能生活。不过用的是应急住宅、应急床铺、应急粮食。
前缀用的字是「应急」，实降上是「行军」：行军宿舍、行军床、行军口粮。
都是二、三十年前大战时用不完而留下的军用品。现在由台北市四百万人一同消耗掉，也能为台湾总督府在行政区各地的仓库清去一些库存，腾出空间来放重建物资。
用不完的军需品，光在这小岛上就有二、三百万人份。那次大战，真不愧是一场以「亿人」为单位计算死伤的世界大战。
不讲三十年前的事，讲回去一个星期前的事。
义仲死了，巴御前被捕。大约两天之后，一度跑到基隆、桃园等地避难的民眾陆续回到台北市。
他们发现自己的六十层住宅公寓被行军宿舍取代，四面涂上白漆的快拆铁皮墙内，只有一张尼龙床和一套铁桌椅。太突然了，突然到不懂得反应。
那就示威吧。依照台湾的惯例示威。
他们的诉求是「加速灾后补偿程序」、「增加警察罪案防治效率」和「撤销台湾的文化自由港地位」。
没有人会怪责总督府、警务处、特机队、罗沙……任何一个行政区里的成员，没有人的良心会如此之小。小得容许自己去怪责那些奋战而还，光保命就忙不过来，却仍挺身对抗五十米高的恐怖份子的人。
联邦的成员都具有良知、理性和智慧。他们更着重于近来一连串事件的核心问题：台湾的法规太过落后，甚至无法应对新时代的冠名机和机甲犯罪。
文化自由港地位在民眾看来本就多馀到有剩。借着这一点作威作福的，只有那些对社会没有价值的人，不是滋事分子就是自称「艺术家」和「自由工作者」的游民。良善的台湾成员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当成某种娱乐和笑话，只要不惹出麻烦影响自己生活就没有问题。甚或乎，他们鄙视这些人做出来的低俗东西，觉得自家附近有西门町这种地方是一种耻辱。而西门町附近的楼价确实也特别便宜。
好了，现在因为「文化自由」这四个字招来了恐怖份子的注意，自己原本的生活毁于一旦。更有人因为当晚的新闻直播而得到心理创伤，要特地去申请专用脑装置的许可才能正常生活。底线已经被触碰，文化自由港地位今朝不撤更待何时？
还有一点就是警权力不足。台湾警务处过于习惯文化自由港条例下的微小权力，过往的高效率是得益于罗沙的才能。但是相比其他行政区而言，台湾可以说是「没有警务处」了。所以才会被义仲杀了个措手不及，又被军用品禁用令拖延了对应时间。……起码市民们是这般认为的。
「增加警察罪案防治效率」和「撤销台湾的文化自由港地位」便是因此而来。「加速灾后补偿程序」就只是基本诉求。
善良的成员们聚集了起来，在总督府建物前的圣地亚哥大道上，嘶喊着三句说话。
罗沙看见，笑了。
她想着，这真是有趣的画面。
你们示威的权力，正是文化自由港地位给你们的特权哦？
眼前的人群大多都很年轻。和吴雪明一样，应该是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世代，大学生左右。再年长一些的人，大多都去了市内各处挥洒血汗参与重建。而这些大学生读的大学都紧急停课了，所以他们才有时间来参加示威。
想要嘲笑的想法一闪而过，转而又被罗沙压着。她想：我们这一代的人拼死拼活，为的不就是让下一代人能够过得安稳富足吗？眼前的他们有能力、有时间参与我们过往想做却做不了的事，这应该是自己所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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