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队离开伦敦三十六小时以后，监听他们通讯的俄国接收机也停止了工作。托尼塞尔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我立即感到非常可疑，过去蒂斯勒事件以后所进行的几次试验都没有得到什么确切的结果。六个星期以后，我们回到了伦敦，深信那只箱子是一个骗局。我安排了特别筏夫行动来核查俄国人究竟在什么时候重新使他们的接收机工作的。
第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们没有对任何俄国人进行跟踪。下午两点半我们开始跟踪一个捷克外交官，不到半小时，俄国人的接收机就开始活动了，对着监视队的频率进行监听。我把筏夫的印刷记录给琼斯和霍利斯看了。这些材料首次给人一种确切的感觉：军情五处内部存在着为俄国人提供情报的人。霍利斯和琼斯听了以后大为震惊。俄国人最近对我们监视员进行接近的举动，证实了霍利斯的看法：如果有人走漏风声，那么这个人肯定在监视队内部。可在麦考尔拜访苏联大使馆以后，我们认为没有俄国人再接近监视员了。为了查出走漏风声的人，我们做了更多的钡餐试验，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一九五九年底，在知道蒂斯勒揭发情况的几个官员当中产生了一种要把此案进行最后一次解决的想法，哪怕要进行更为广泛的调查也在所不惜。十二月份，霍利斯把我叫去，他告诉我，说他打算停止对监视队的调查。
我敢肯定，以前我们对蒂斯勒的结论是正确的，他告诉我说，我想我们该结束这事了。
他彬彬有礼，可语气却很坚决。我认为把令人忧虑的事公开出来的时刻到来了。
我确实认为，先生，我们应扩大我们的调查范围。泄密者有可能就在安全局的上层。
霍利斯听到此话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彼得，他平稳地说，这会对安全局的士气产生可怕的影响。
那也不一定，先生。我想你会发现，大多数官员都希望做点什么事。如果我们这里被渗透，尤其是在高一级的层次里，那么大部分人做的工作岂不等于浪费时间。
这简直不切实际。他回答说，语气也变硬了。
我指出，D 处一科有调查小组，它可以轻松地担负这项工作。霍利斯最后抑制住了自己。
我不准备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他厉声地说，我不可能同意接受任何行动，这会导致在安全局建立享有特权的盖世太保。
他在档案上写下此案到此为止几个字，并签上了他的名。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之间的会晤结束了，然而，这个癌肿仍留在那里继续生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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