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扁平时代的写作(2/2)

一个重建神价值的方向。

一个“扁平”的世界还有易破难立的特。特别是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敬畏随着上帝一同消失。叛逆比服从更行，权利比责任更动心，无论左右翼都造反成癖，在获得解构主义一类学术装备后更是见立必破，逢正必反，打倒一切。这一过程削弱了上帝与王权，清算了教条与伪善，其功绩不可低估；但无政府式的激狂飙若无解药，其结局必是相对等同虚无，民主化等同民粹化，任何共识难以搭成，真理永远缺位。真理也许还是有的，但在很多时候只剩每个人那里“我”的真理，即自恋、自闭、自利的各辞，甚至是专职扒粪的哄客四起——这不过是社会沦一片“原化”散沙的文化表征。圣人、先知、导师一类从此不再，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一个个公权政府在这样的逐利时代也更像个总务，无心也无力充当神旗帜，无心也无力实施有效的社会调控。避骂自保的公关活动已够他们忙的了，讨好票源和收买民意已够他们累的了，他们哪还有建构民族与人类神的远大抱负和定行动？

2009年11月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约束和引导机制，一个扁平的世界就是没有方向的世界，是无度和无度的世界。即使有成打的托翁和莎翁再世，他们通常也形同刺猬而不是狮，是暗燃而不是火炬，常常隐在主受众的视野之外——在生态、经济、政治等重大危机近之前，在民众的真理渴求大增之前，况大如此。

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重建一尽可能不涉利益的文化心、级差以及组织，即文明教化的正常系。是的，在这里我愿意重新使用“教化”这样一个词，在人类几百年来钟于“自由”一词以后，在有效教化与宽幅自由互为条件的奇诡历史之中。换句话说，“自由”如果要避免死亡，正需要“教化”的救赎。今天的教训是：没有教化的自由已经成为了另一灾难。

*最初发表于2010年《扬江评论》杂志。

也许需要重新启动，重新确定一个方向。

这个时代当然还有文化，有文化运动与文化冲突，也不乏番登台的文化偶像。不过，与传统意义上的圣人、先知、导师不同，很多现代文化偶像形式大于容，迎合多于独行，公关造势优于埋苦，成功获利重于大担当。这些人不过是营构一虚假的方向，在无方向时代满足一偶像消费，其中既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拜，也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毁。在这里，狂拜或狂毁只在一念，无须思熟虑和力行，因此所需偶像不必经久耐用，隔数月或隔几天就更换一个，实为摊档上的寻常。正因为如此，很多偶像不得不焦灼难安，不得不到奔走，拼命保持公众能见度成了他们的殊死搏斗，也成了他们与以往大师的明显区别之一。一个个豪华大片就这样火了，又冷了；一个个惊世的主义就这样火了，又冷了；一个个让人开心的狂生或浪女就这样火了，又冷了——到后来，很多人参与围观纯粹是为了有权开骂，争相击只是为了自秀明和比拼刻薄，于是火就是为了冷，或者说火本就是冷，官的火在另一面就是心灵的冷。每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二〇〇八年的统计报告显示，达百分之四十七左右的公众已经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网络。国佩尤研究中心二〇〇四年的调查统计显示，媒公信力一直，比如对信任值已跌至百分之三十二，即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有意思的是，这一类文化产业不正是公众用击率、收视率、票房额等心喂养起来的么？不都是文化市场上的成功典范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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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二十一世纪，人类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选择权，但为什么从这时起人类倒变得如此犹疑不定、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茫然无计，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赖和需要的东西？如果人类期于这样一文化消费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对抗，那么这所好即所疑、所乐即所轻、所即所憎的左右两难，是不是一文化狂之的神死机？如果人们在这个妙时代里什么都想要，好事都占全：既要狂喝海吃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挥金如土又不要储蓄，既要享受周到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又不愿缴税（见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句话，既不承担任何责任又奢求什么东东来为自己承担全责任，那么这“减可乐”式的文化幻想，是不是注定了最终的一无所有？

众不随寡，视、难、雅为营销毒药，并有足够的本领使舆论、奖项、教育、权力等资源向低端集中，打造泡沫霸权和垃圾霸权。一品质趋的文化诱导机制，在这况几乎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