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一个学者不写理论专著，倒去写一些接近文学的感性文字，是不可能被学术体制接受的。他既不可能拿到职称也肯定争不到研究经费，只能被视作不务正业或穷途末路的自弃。同样，一个作家不写正宗的“纯”文学，倒去写一些接近理论的智性文字，也不大可能被文艺体制接受。他会被同行疑惑，被文艺爱好者拒绝，在很多时候被视为越俎代庖的狂妄，或是江郎才尽的敷衍。
现代体制所要求的文化生产，是一种专业化分工的生产，而且在一种流行的误解之下，专业化一开始就定制了相应的生活方式与意识方式。事情似乎是这样：学者不需要关注感觉，不需要积累和启用个人经验，其郁闷、欣喜、愤怒、感动一类日常情绪反应，虽然真实地发生在每一天，却不宜在学术过程被问题化和课题化，只能被视为治学生涯的危险干扰，必须全力排除。他只需要从书本到书本地忙碌下去就够了，哪怕一本本不知所云的学舌，也是他从业的心血成果。同时，作家不需要投入思想，不需要拓展社会人文知识视野，鸡零狗碎，家长里短，男盗女娼，道听途说，似已构成自足的文学乐园，才艺的高下充其量只体现于通晓或奇诡的手法选择。这种情况下的作家，成了一批最有权利厌学、无知、浅见、弱智以及胡言乱语的人，专业经营小感觉和小趣味。至于追问笔下故事是否承担着价值意义，是否回应了世道人心中紧迫而重大的难题，只能让很多作家打出疲惫的哈欠。
这是一种文体分隔主义，差不多就是精神分裂主义。一个人，本来是心脑合一的，是感性与智性兼备的有机生命体，其日常的意识与言说，无不夹叙夹议和情理交错，具有跨文体和多文体的特征。如果不是神经病，没有任何人会成天操一嘴理论腔或者操一嘴文艺腔，把他人吓得目瞪口呆落荒而逃。在工业化时代以前，在人类心智发育的一个漫长历史阶段，这种日常的意识与言说直接产生文献，因此文、史、哲等等多位一体，几乎是最正常和最自然的文本。不仅从先秦到盛唐的一流中国先贤大多具有这样的全能风格，从古希腊哲学到《圣经》与《古兰经》，西方诸多奠基性的文化经典也不例外。没有人会对这种表达感到不习惯。
事情到后来才发生变化。随着儒学在中国颓败和宗教在欧洲坍塌，文化生产大规模重组，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科层分明的需要，渐次纳入了专业化体制：理论与文学开始分家，甚至小说与散文也开始分家，甚至议论性的杂文与叙事性的散文也开始分家。尽管有托尔斯泰、尼采、雨果、鲁迅、罗兰·巴特等人，仍然表现出对文体分隔的不适与谋反，仍有一种常人式的亦即上帝式的表达欲望，但就大多数而言，文化人只能各就其位和各安其职，专业定位日益与自己的生存常态告别。偶有越位的文体客串，顶多只能算业余兴趣，不足为训，无关宏旨。写出最像理论的理论，写出最像文学的文学，才是大家更为惦记的目标。
这有什么不好吗？在一定的条件下，专业化分工可以使人们的术业有专攻，各求其长，各用其长，资源优化配置，写作更加职业化与技术化，知识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相关人力培训也更有效率。同时，专业化写作并不强求专业化阅读，读者们完全可以上午读理论，下午读文学，一天之内频繁跑场与换道，采用杂食性精神菜单，在各种特色产品中博采众家然后自融一炉。欧洲十六世纪以后的人文兴盛，就呈现这样一种百体俱兴、百体俱精以及相得益彰的局面，使我们毫无理由对文体分隔过于担心，而且足以对这一趋势的前景仍然充满期待。
问题在于，文体是心智的外化形式，形式是可以反过来制约内容的。当文体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便，而是形成一种模式化强制，构成了对意识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逆向规定，不是作者写文章而是文章写作者，到了这一步，作者的精神残疾就可能出现了，文化生产就可能不受益反受害了——这正像分类竞技的现代体育造出了很多畸形肉块，离人体健康其实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智性与感性的有机互动关系被割裂。人们或是认为理性比感性更“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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