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好自我而知其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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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是新时期文学中的王牌概念之一。我十分赞同作家珍视自我、认识自我、表达自我,反对人云亦云众口一词的同质化,还有那种全知全能指手画脚的教化癖。

但前人说过:好而知其恶。我也明白,“自我”一词本身未免过于笼统、简单以及含混,一旦离开了对话者之间的语义默契,就可能成为一剂迷药。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自我”确实在一些人那里诱发自恋和自闭,作家似乎天天照着镜子千姿百态,而镜子里的自我一个个不是越来越丰富,相反却是越来越趋同划一,比如闹出一些酒吧加卧床再加一点悲愁的标准化配方,见诸很多流行小说。“自我”甚至成为某些精英漠视他人、蔑视公众的假爵位,其臆必固我的偏见,放辟邪侈的浪行,往往在这一说法之下取得合法性。在一个实利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环境里,在一个权贵自我扩张资源和能量都大大多于平民的所谓自由时代,这一说法的经验背景和现实效果,当然也不难想象。好比羊同羊讲“自我”可能没有什么坏处。但把羊和狼放在一起任其“自我”,羊有什么可乐的?

一个人并没有天生的自我。婴儿的自我与成人的自我就不可同日而语,而前者除了吃奶欲和排泄欲,有什么可供认识和表达吗?从婴儿到成人的过程,岂能在一面镜子前封闭式地完成?稍有生物学常识的人知道,一个生物个体的特异,不是这个个体遗世独立的结果,恰恰是诸多个体组成了系统并且在系统中持久交流与冲突的结果。倒是不能构成共生性系统的众多个体,只能像沙子一样匀质化,即千篇一律的雷同。这就是说,自我只能产生于社会环境与文化过程,公共群体几乎是自我之母。

在这一方面,有些照镜专家好谈佛老。其实佛学一直力破“我执”。大乘佛教倡导“自度度人”,也是担当社会责任的。佛教重“因缘”,内因外缘就是对一种环境系统的描述。唯识宗将“依他起性”列为要旨第一条,强调任何“种子”在转化为“现行”的过程中,有赖于他者的作用,纯粹的自我从来不可能生成(见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唯识思想论集》)。有些照镜专家还好谈海德格尔,其实也是爱错了对象。海德格尔不太懂得整体主义,但还不至于在他的林中小路上自摸成癖。《存在与时间》中最有洞见的部分,恰恰是他发现了“自我”差不多是一个行骗的假面。他是这样说的:“此在总是说:我就是我自己;但也许偏偏它不是自己的时候它说得最为起劲。”连“冷漠相处”也是一种“共在”,“这与互不关联的东西摆在一起有本质的区别。”他不承认“无世界的单元主体”,倒是强调“此在世界就是共同世界,在世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见陈嘉映编著《存在与时间读本》)他差不多用了整整半本书,来说明自我与外部世界是怎样一开始就相互纠缠和相互渗透,不容人们一厢情愿地机械两分。

引用这些说辞很可能让人扫兴。这无非是有感于时下一些人理论上的混乱,若不稍加澄清,很可能以讹传讹混淆视听。作家当然大多是个体户,作家当然有别于记者、法官、社会学者、慈善家、政治领袖等等。这要求作家经常内省式地回到个人体验,回到自我的感觉、经历、记忆以及想象,也是回到理解他人和理解社会的最可靠入口。我只是怀疑有些人错把慈母当仇敌,以为只有脱离社会才能找到自我;也怀疑有些朋友错把险途当捷径,不知道“表现自我”其实意味着极为苛刻的标准和极为危险的任务,恐怕不宜成为群众运动,更不宜成为青少年的流行娱乐。自我是有不同质量的。当自知阅历贫乏的时候、感受肤浅的时候、人格卑微的时候,我情愿躲在技巧的后面,做些没出息的工匠活计,而不敢赤裸裸跳出来以一个丑陋“自我”使他人受惊狂逃恶心翻胃。就像一个功底深厚的歌唱家,唱得越轻松就越有状态;如果一个初入歌坛的音盲来提前玩一把轻松和秀一把轻松,岂不会一塌糊涂?

孔子主张因类施教,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借用这一格式,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成熟入世者以上,可言自我也;成熟入世者以下,不可言自我也。成熟入世者以上,可多言自我也;成熟入世者以下,宜少言自我也。事情至少得因人而异。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少年尚处经验和学识的欠缺阶段,以学习为要务,似应特别注意防火、防盗、防“自我”,不必去参加仿卢梭或者仿卡夫卡的高风险冒进。一不小心成了先疯(锋)派和前伪(卫)派的怪胎,靠扮鬼脸发尖声来混生活,恐怕就是不折不扣地自毁其我了。

2002年6月

*最初发表于2002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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