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在后台的后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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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朋友,肌肤白净举止斯文,多年前是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当时有个女大学生慕名而来,一见面却大失所望,说他脸上怎么连块疤都没有?于是扭头而去,爱情的火花骤然熄灭。

认为英雄脸上必须有一块伤疤,这很可能是英国小说《牛虻》在作祟。由此看来,很多人的血管里是流着小说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照小说来设计和操作自己生活的。于是,贵族可能自居聂赫留朵夫;罪犯可能自居冉·阿让;丑女们可能争当简·爱;美女们可能争当薛宝钗或林黛玉。文学曾经塑造了很多人的履历。

同样道理,六十年代的很多青年争着穿上旧军装往边疆跑,而九十年代的很多青年争着穿上牛仔装往股票市场跑,这并不是前者与后者的自然属性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都得吃喝拉撒,活得彼此无大异。至于热情和兴趣迥别,那只能是文化使然。他们的用语、习惯、表情格式以及着装时尚,不难在他们各自看过的文学或者影视片里,找到最初的出处和范本。

文学的作用不应被过分夸大。起码它不能把人变成狗,或者变成高高在上的上帝。但它又确确实实潜藏在人性里,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人和历史的面貌。比如在我那位朋友的崇拜者那里,它无法取消爱情,但能为爱情定型:定型为脸上的伤疤,定型出因此而来的遗憾或快乐。


从人身上读出书来,是罗兰·巴尔特最在行的活。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从“自然”中破译出“文化”。他是个见什么都要割一刀的解剖专家,最警觉“天性”、“本性”、“自然”“本原”等等字眼,眼中根本没有什么初原和本质的人性,没有什么神圣的人。解剖刀一下去,剖不出肝肚肠胃,只有语词和句法以及文化策略,条理分明来路清楚并且充满着油墨和纸张气息。他甚至说,法国人爱酒不是什么自然事件。酒确实好喝,这没有错。但嗜酒更是一种文化时尚,一种社会团结的隐形规范,一种法国式的集体道德基础和精神图腾仪式,差不多就是意识形态的强制——这样一说,法国人酒杯里的意识形态还那么容易入口?

面对人的各种行为,他革命性地揭示了隐藏在自然中的文化,但不大注意反过来从文化中破译出自然,这就等于只谈了问题的前一半,没谈问题的后一半。诚然,酒杯里可能隐含有意识形态,但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选择了酒而没有选择稀粥?没有选择臭污水?文化的运行,是不是也要受到自然因素的牵引和制约?这个问题也得问。

事实上,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几千年来单性繁殖自我复写来的,不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凡有力量的作品,都是生活的结晶,都是作者经验的产物,孕育于人们生动活泼的历史性实践。如果我们知道叔本华对母亲、情人以及女房客的绝望,就不难理解他对女性的仇视以及整个理论的阴冷。如果我们知道萨特在囚禁铁窗前的惊愕,就不难理解他对自由理论的特别关注,还有对孤独者内心力量的特别渴求。理论家是如此,文学家当然更是如此。杰出的小说,通常都或多或少具有作家自传的痕迹,一字一句都是作家的放血。一部《红楼梦》,几乎不是写出来的,四大家族十二金钗,早就进入曹雪芹平静的眼眸,不过是他漫漫人生中各种心灵伤痛,在纸页上的渐渐飘落和沉积。

所以说,不要忘了,从书里面也可以读出人。


文化的人,创造着文化;人的文化,也正在创造着人。这就是文与人相生相克互渗互动的无限过程。人与文都只能相对而言,把它们截分为两个词,是我们语言粗糙的表现。

当今很多人文学者从罗兰·巴尔那里受到启发,特别重视文本,甚至宣布“人的消亡”。应该说,这种文本论是对人本论的有益补充,但如果文本论变成文中无人的唯文本论,就会成为一种偏视症,成为一种纯技术主义,不过是一种封闭修辞学的语词虚肿和句法空转。到头来,批评之长可能变成批评之短,因漠视作品的生命源泉,失去批评的价值支点,唯文本论就有点半身不遂,必定难以远行。

其实,文学不论如何变,文与人一,还是优秀作品常有的特征。知人论世,还是解析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本着这一点,林建法先生和时代出版社继《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之后,又推出《再度漂流寻找家园融入野地》,把读者们读过了作品的目光,再度引向作家,作一次文与人互相参证的核对。这一类书,好像把读者引入小说的后台,看作家在后台干些什么,离开舞台并且卸了装之后,是不是依然漂亮或依然丑陋,是不是继续慷慨或继续孤独,是不是还有点扶危济困的高风,是不是依旧在成天寻乐并且随地吐痰。作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编者这次没有忘记另一些幕后人物——编辑。把他们也纳入视野,后台的景观就更为完整和丰富。

看一看后台,是为了知人论世,清查文学生产的真实过程。论世暂且不说,知人其实很难。后台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保管箱。这里的人们虽然身着便装,操着口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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