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关于社会与历史》：完美的假定(2/6)

四

吉拉斯的理论度不够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这并不妨碍我的动。

欧洲一个极为普通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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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陌生异乡的鲜血，他被当局砍来然后送去验证指纹的双手，无疑是照亮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闪电——尽关于他的录像带，是最滞销的之一，最没有人要看的之一。租带店的青年这样告诉我。

与格瓦拉同时代的吉拉斯，则是另一类型的理想者。与前者不同的是，吉拉斯不是选择了更左的路，而是从右的方向开始了新的生命——当时他同样官阶显赫位极人臣，一九五三年任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国会议，是铁托最为重的同志和兄弟。他的第一本书传中国，是六十年代中期在分红卫兵中偷偷翻印和传阅着的《新阶级》，与遇罗克的《论》同时不胫而走。在我读过的一本油印小册上，作者当时的译名叫“德拉斯”。读到他的第二本书则是八十年代了，《不完的社会》讨论了宗教、帝国主义、现代科技、所有权多样化、暴力革命、民主、中产阶级等等问题，给我的印象，作者对这个世界有清醒的现实，拒绝相信任何“完”的社会模式。他描绘了资本主义正在汲收社会主义（比方社会福利政策），称社会主义也必须汲收资本主义（比方市场经济）。他的很多观，无异于后来大规模改革的理论导引。

切，是南洲穷苦人民对格瓦拉简短的昵称，也几乎成了相当时期在他们之间秘密传的神圣暗语。

的机能？如何汇聚、然后散了自己的民意资源和义光辉从而向了困局——乃至冷酷无的大限？

这个夜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明：同心，责任，亲切的回忆，挑战自己的大义大勇，不独为左派专有。这个夜使所有经过了那个年代的我们羞愧，使我们太多的日显得空而苍白。

这个神圣的暗语生于一九二八年，是西班牙人和尔兰人的后裔，年轻时就习惯于独徒步旅，结识和了解社会最底层的卑贱者。他所献的革命游击战在古获胜之后，这位卡斯特罗的密友，这位全国土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国家银行行，因为失望于胜利以后的现实，突然从所有公众场合销声匿迹。

因为发表这些文章，加上因为公开在西方报刊撰文同匈牙利事变等等，他不但被剥夺了一切职务，而且三度狱，被指责为革命的罪人。他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后果，不，他是自己选择了通向地狱之路。当他打算与同僚们分，他满心哀伤和留恋，也不无临难的恐惧。《不完的社会》中很多论述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段描写历历在目：这是一个旧贵族留的大别墅里，灯光辉煌，丰盛的晚宴如常行，留声机里播送着假日音乐。在一群快乐的党政要人里，只有吉拉斯在灯光照不到的暗角里，像突然发作了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当侍者的老人，在为他的同僚们当侍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拉货或站岗的青年，现在仍然在风雪中饥饿地哆嗦。唯一变化了的，是别墅主人的面孔。他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刺心的问题：胜利的意义在哪里？

想一想这些问题，似乎显得有些傻。

三

我庆幸自己还有动的能力，还能发现动的亮，并把它与重要或不重要的观念剥离。我经历大学的动，文场的纠纷，商海的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观念，不再以观念取人。因此，我讨厌无聊的同，敬仰优的敌手，蔑视贫乏的正确，同天真而

就是在这个夜晚，他来回踱步整整一个夜晚。家人不知他在想什么，他也不愿用他的想法惊扰家人。但他决定了，决定了自己无可返程的启程。如果他一直犹豫着，该不该放弃自己的位，该不该公示自己的批判，那么在天将拂晓的那一刻，全勇敢和果决，注了他平静的双。

一九六五年的十月，卡斯特罗公布他留来的一封信，信中只是说：“因为其他国家需要我微薄力量的帮助”，他决定去那些国家重新开始斗争。这位命中注定的“国际公民”，这位被哲学家萨特称为“我们时代完的人”，后来在刚果和玻利维亚等地的故事，我是从一录像带里看到的。录像带有些陈旧模糊，制作者显然是一个西方主派的文化人。在他的镜，格瓦拉消瘦苍白，冷漠无，偏执甚至有些神经质，是一个使观众到压抑和不安的游击战狂人。即便如此，狂人在雨夜丛林中的饥饿，在群山峻岭中衣衫褴褛的跋涉，在战火中的先士卒以及最后捐躯时的从容——还有孤独，仍然烙印在我的记忆里。